2002年12月10日，《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作客新浪，以下为本次嘉宾聊天的实录全文：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新浪总编在线的第二期聊天现在开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他有非常不同的经历，现在请朱总编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朱伟：先利用新浪给的机会，感谢一下这些年来支持《三联生活周刊》、关心《三联生活周刊》、喜欢《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我到《三联生活周刊》当主编到现在已经7年了。这7年来，在大多数读者的支持下，能够走到今天，我想首先向大家表示一下心意。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从业经验。我就是一个媒体人，我没有上过大学。我在1968年的时候上山下乡，从上山下乡以后就开始写小说，那时候是个文学青年。在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了一个长篇小说。当时我第一次拿着小说稿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时候，那个编辑是个老作家，他说你们这些小年青不知天高地厚，你们写得特别快，但是稿子来了以后就放在我们的柜子里。实际上当初是喜欢文学的青年，我下乡一共呆了十年，我回到北京是1976年。回来以后，起先在一个出版社里，当时我写了小说以后，他们说我有文学天赋，出版社当时压了很多的稿子，我帮他们处理，他们说我处理得很好，应该当编辑，而不应该写小说。后来1978年我到中国青年杂志社当记者，我曾经采访过中越反击战，那个时候也是东跑西颠的，后来中国青年杂志社有个文艺部，我在那儿当编辑，做到1983年。1983年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当小说编辑。

　　在写小说方面，我写过小说，也出过集子，如果当作家的话，写到头可能就是三四流的小说家。我的第一部小说是王蒙给我写的序，当时我说这本小说出版的时候，也是我终止写小说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当三流的小说家，不如当一流的编辑。

　　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有一个是我原来在黑龙江写小说时的我的文学老师，这个老先生是原来《苦菜花》的责任编辑冯德英。当时出版的时候字数很少，后来改成30万字，他下放到东北以后一直默默无闻，他后来培养了我们很多当时在东北建设兵团的文学青年，我也是其中一个，我写了小说，他帮助我看，帮助我提意见，后来他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有哮喘病，他住的房子条件非常不好，他在很冰冷的房《子里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还在给人看稿子，后来一口气上不来，去世了。我觉得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默默无闻的帮助别人，使别人成长，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纽约克的帕金斯，他讲了很有意思的事情：他60岁的时候，有一天很晚回家，天下着雨，他回家脸色很不好，他女儿说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你好象有病，他说今天他们叫我去讲课了，他说当一个编辑别人要请他讲课的时候，就说明他已经老了。这两个人对我影响比较深，后来我觉得当一个比较好的编辑，在《人民文学》我也做到比较好的编辑，从编辑做到小说编辑室的主任。《人民文学》从1985年开始文学的改革，因为1985年以后的《人民文学》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当时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也培养了一大批作家。

　　我离开文学这个岗位很多文学界的朋友都觉得可惜，大家觉得我还算是懂小说的编辑，也有鉴赏眼光，也培养了文学的人才，现在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离开文学，后来我跟大家说，我觉得文学相对来讲还太狭窄，我希望能够有更广阔的天地。当初离开《人民文学》的想法就是想要做《三联生活周刊》，我做了《三联生活周刊》以后，确实使我的眼界和看问题的方式都出现了变化。现在再来看文学的话，我再回过头来再做文学的话，可能跟原来的想法都不太一样了。我先跟网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情况，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网友：您原来是一位文学青年，现在在做一份非常市场化的刊物，您能带领《三联生活周刊》前进的优势是什么呢？

　　朱伟：我能够带领《三联》前进，我有相当的自信心，作为一个好的主编，他能够有眼光，首先他能看到能用的人才。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走到今天？我觉得我最值得骄傲的是我培养了一支队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从人力资源来讲是最强的。当初我来做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曾经想过《三联生活周刊》是依靠什么人来写稿？依靠什么人成为我们的作者？我当初最早曾经想过是不是可以利用我在文学方面的资源，能够请作家，另外利用我在文化界或者在知识界的资源，利用文学界的人士来做作者，但是后来我发觉作为一本刊物，如果我们要创造一本刊物的话，一定要有自己的写作队伍，后来我们下决心，《三联生活周刊》要培养起一支队伍。我们走了7年，现在觉得我们的队伍已经形成一种力量，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新的记者进来的话，可能在《三联生活周刊》做半年以后就会不一样，就能成为这个集体中的一部分。《三联生活周刊》出去的记者，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了十几个人做别的刊物的主编，他们还会继承《三联生活周刊》原来那种文化的精神。我觉得这可能是《三联生活周刊》目前来说，回到刚才网友说的竞争力的最根本的地方。

　　主持人：《三联》的文化精神是什么？

　　朱伟：当初三联书店希望我来做这么一个周刊，三联书店是知识分子的摇篮的出版社，原来它有《读书》。《读书》杂志培养了一批文化界的精英人物，它是面向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三联书店希望建比较低的平台，面向一般的知识分子，办一本有三联文化特质的刊物，它可能比《读书》的面宽一些，这是三联的特点。有这种文化优势走入市场化以后，在市场化里得到结合，这是我们所谓的文化的想法。

　　主持人：很多人认为三联是一份给知识分子看的刊物，是一个非常小资的刊物，您是不是认同这种看法？

　　朱伟：如果说我们谈过去的知识分子的概念，好象就是学校里的学者的概念。但是我认为《三联生活周刊》面向的这批知识分子，应该是有大学左右的学历，他有比较宽的视野，他在现在的社会改革中走在比较前列，他又比较敏感，他自己又追求跟世界时代发展能够同步的观念，就是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我们这批读者，从我们开始办到现在，也基本上很清楚，因为我们当初办《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就说我们的读者是原来在那个时候看《参考消息》的这批人，这批人可能会阅读专业性的杂志，他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当时没有一种他平时的时候能够拿过来翻一翻的刊物，我们希望面对这些人办一份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在我前面已经有四任主编，前面已经有很多人，从钱刚开始，钱刚是从1993年开始创办《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新闻、文化和生活怎么结合的问题，在我之前有好几任主编的探索，但是后来到了我这一任我比较幸运，我把他做起来了，他们四任的人做了以后给我做了很好的铺垫。

　　网友：《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大？

　　朱伟：20万左右。

　　主持人：最近我发现三联关注了很多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话题，很多人问您这份杂志是不是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代言人？

　　朱伟：中产阶级的概念，在现在中国目前的现状下也比较含糊。如果说用西方的中产阶级的概念来套我们的中产阶级的话，好象也比较难套，因为我们曾经在今年做过一个封面故事叫做“中产阶级与汽车”。我们当初很有争议，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级选择的车型到底是什么样最适合，就是说中国中产阶级的经济能力和消费水准到底在什么样的水准线上？后来我们自己也很含糊，比如说原来大众推出赛欧是面向中产阶级，但是如果说赛欧的水准又太少。我们又找了社科院的，他们说年收入五万就算是中产阶级，我们觉得现在一般人也能做到，也不能算，中产阶级应该有汽车、有房，有相当的消费水准，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有个上层建筑，但是现在我们老觉得中产阶级摸不到边。但是，我们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做了调查，在公司里白领或者白领以上中层干部以上的职员的读者比较多，这部分人是不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或者说中国中产阶级的雏形呢？如果说这个概念，我们杂志的主要读者群就是这么一群人，也应该说我们主要为他们服务。

　　要说中产阶级的话题，我总觉得中国的问题跟西方的问题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站在中国成长中的中产阶级的角度上怎么来看问题。

　　主持人：那您怎么平衡这种受众的需求和企业、广告商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呢？

　　朱伟：我们刊物的衣食父母一个是广告商，如果没有广告商，我们这个刊物就没法办，另外就是我们的读者。实际上对一本刊物来说，广告商实际上也是我们的读者，另外是我们阅读的读者，都非常重要。你提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不为广告商来损害刊物的质量，因为广告我们一直是由天意华广告公司代理的，它代理《三联生活周刊》最初的时候，他们的老总就是《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他们第一批业务员都是因为喜欢《三联生活周刊》而到这个公司的。他们跟我们有个默契，他们也希望不能够因为广告客户来影响整个刊物的编辑方向，这个在当初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的定位做得越好，天意华广告的升值也就越快，我们目前广告每年广告的增长，关心《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可以注意到，广告增长量是比较快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比如说我们今年广告平均一个月是50个P左右，明年我们一个月平均广告速度会达到75个P左右，并没有我们追求整个质量而影响了广告。作为一本刊物的主编，他也应该考虑到广告客户，因为广告客户也是你潜在的读者，关键是相对来讲，你对相关问题的报告，比如说你来讨论一个行业的重大问题，对于行业的重大问题，你的权威性的发言可能也能够在广告客户中构成你的权威性，比如说从我们刊物做的“中产阶级与汽车”这个专题，后来我们的汽车客户认为我们讨论汽车消费的问题比较权威，他们会进一步的投我们的广告。实际上媒体和广告有良性互动的关系。

　　我做杂志那么多年，原来我在《人民文学》做编辑室主任，我还不是管一本杂志。我自己从八十年代末的时候，做《东方纪事》，是我一个人操作，第一次做主编，到现在为止我做了十几年的主编了，后来我们《三联生活周刊》出去做记者的人跟我聊起来，他们在做记者岗位的时候对主编的概念和出去以后做主编以后再回过头来看主编有许多感触。我觉得当一个主编，他要平衡各种各样的方面，广告和读者之间是一种平衡因素，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平衡因素，比如说一本刊物整体的格调和它的读者的需求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这种刊物现在都是商业化的刊物，要上市、要卖。象我们的周刊周期非常短，销售期基本上是两三天的时间。在两三天的时间里，怎么能够卖得好。另外你的刊物放在摊位上，这本刊物的封面和那本刊物的封面之间都会出现很多的差距，比如说一个封面贴近读者就卖得好，不贴近读者就卖不好，你如果纯粹迎合市场的话，你的格调就会低下；你保证格调的话，读者就不会认可你。你怎么来平衡上下游的关系，上游是编辑部，编辑部是研发机构，象研究所，要研究产品、出产品，下游是销售，广告销售和发行零售这种销售，原来我当主编，这两块是脱节的，原来我们三联生活周刊也有投资方，做了一段时间，做得很困难，三联生活周刊曾经渡过过很困难的时期，困难时期我们整个编辑部的编辑费、人员工资加起来只有八万块钱，基本上没有出差的可能，编辑部只有两部电话。后来投资方认为你经营做得不好，所以我的投入不能增加，后来中间有个根本性的改变，在大概三四年前，编辑部办不下去了，当时成本很低，有很多记者被人家出重金挖走了。我跟投资方说要不你给我增加费用，从8万增加到15万，要不我给你交钱，你希望我一年构成多少利润，我交给你，我来给你经营，我下了决心之后，过几天我又当主编，又当经理，上下游统一起来，反而游刃有余了。

　　现在做了几年，《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的情况，光是人员的稿费和工资一个月就是40多万，差旅、办公和房租加起来大概一个月七八十万。一本杂志和报纸一样，商业化的概念，如果进入盈利，有收入以后投入，投入以后加大成本，加大成本使得它有更大的利润空间，反过来再加大投入，成本投入越大的话，读者对它的认可也就越好。

　　主持人：就是良性循环。

　　网友：您在做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的时候，您是不是承受了一些压力，怎么处理这些压力？

　　朱伟：看怎么来看敏感话题的问题，如果运作得好的话，不应该存在压力。我们做媒体，我说的网友如果不是站在主编的位置上体会不到。作为一个主编，是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观念问题。我们要报道任何事情的话，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都会遇到一个关于尖锐

　　还是不尖锐的问题。如果说你有一个比较好的观念，或者说你处理得好一些，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我原来在《人民文学》做的时候就提出一个观点，我说生活中，其实是生活本身的原貌是五彩缤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是并存的。但是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往往只看到一种颜色，如果我们只看到红颜色的话，可能我们就会粉饰生活；如果我们看到灰颜色的话，可能就会揭露生活。如果我们真是有能力把生活中的丰富性表达出来的话，评判标准就会出现和我们传统的评判标准不一样的现状。我原来在《东方时空》做过研讨，关于网友提出的问题他们尝试得比较好。我觉得他们反映了特殊性，但是有时候反映特殊性的时候会忽略普遍性，如果我们太多的强调特殊性，普遍性的意义会体现不出来，如果我们太多强调特殊性的话，某一个特殊性被突出以后，反而会成为一种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技术操作。《三联生活周刊》这几年也在探讨技术操作，比如说对一个事件的采访，要给一个结论。如果在掌握的材料不丰富的情况下，给出的结论是可疑的，如果掌握的材料丰富的话，结论会丰富一点。比如说采访事件，能不能采访这一面，又采访那一面，如果把这两面中间的丰富性或者复杂性表达出来的话，往往就不会出现问题。

　　比如说我们做的关于青基会的封面故事，因为青基会的问题在整个社会报道中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也有媒体在做的时候碰到了问题。我们当初也很犹豫这样的选题到底做还是不做，后来我们做了尝试，询问了青基会，他们也很配合，关于提出比较尖锐的问题，他们都可以回答。我们同时采访了青基会，又采访了提出问题的对方，后来我们做出了报道，反映很好，也没有构成我们传统所说的是不是出了某种问题，这就是一个技术操作和作为一个主编把握的问题。《三联生活周刊》可能做的过程中也有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觉得根本的问题，作为我一个主编，可能在技术操作上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或者操作上做得不好。

　　主持人：象银广夏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揭露的问题，怎么来平衡？怎么来进行技术操作呢？

　　朱伟：现在的社会环境，应该说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环境，其实大家好象都有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实际上是会阻碍媒体往比较宽的报道幅度上做努力。不能够做到比较宽的报道幅度，往往就会造成报道的片面性，报道的片面性就会出现报道失衡，报道失衡就会出现各种各样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媒体出现司法问题，或者说违反党的宣传政策的问题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因为我做了十几年的主编，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我觉得还是技术操作的问题，因为对于各种媒体，应该说只要在一个社会环境里，就是各个媒体，无论是从各种各样的情况出发，它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或者我们说需要在一个规范里操作，或者说我们要考虑到有人说的禁区，我觉得禁区的说法也可以，因为你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前提。其实关于完全自由的概念，恐怕在哪个社会里都不可能，任何的媒体会受到任何各种各样的制约，比如说读者的制约，比如说政策的制约，比如说采访对象的制约，比如说采访对象对立面的制约，有的问题可能是国家政策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媒体定位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是司法问题，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明白你这个媒体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来生长，这个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自己的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环境，你在这个环境里用什么样的方式生长，你能不能生长得好。如果离开这个前提，我们来谈自由报道，其实是比较简单和浮浅的态度。

　　主持人：我们听到您关于技术操作的方式，我们会想到《三联生活周刊》是个非常温情的媒体，您怎么看新闻的锐度对媒体的作用呢？

　　朱伟：新闻的锐度是很重要的，新闻的锐度主要是对时代脉搏的敏感性，因为我们作为媒体，应该是一个时代变化的记录者，我为什么从一个文学刊物走到《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刊物，我是希望更贴近社会和时代的脉搏，因为作为文学这个时代是转换的，要用文学的方式来转换。作为锐度，是对整个时代发展方向的大的把握，我倒不觉得一定要尖锐的反映一些特别尖锐的问题，它就能够体现锐度，因为锐度可能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方面。

　　我们现在在尝试着做，《三联生活周刊》严格的说，它还不是新闻杂志，应该说当时三联书店给我们定位是以新闻为由头，用文化资源来讨论生活的概念，它的概念是生活周刊。但是，我们生活的概念，不是具体说你应该穿什么衣服，或者你应该吃什么饭，我们说的是一种生活观，作为一个新的时代里生长的新型的知识分子，在这样新的时代里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生活观，三联生活周刊的口号叫“一本杂志和它所倡导的生活”，我们希望读这本杂志的人和做这本杂志的人共同探讨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作为一个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中产阶级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就是我们的读者，他能够怎么来做一个有新的生活观的人。这个新的生活观，比如说他对待社会的态度，他是不是应该激进的对待生活态度，比如说他对待法律的态度，比如说他对待人和人之间生活关系的，他对待环境的态度，他对待工作的态度，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做《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跟很多朋友说过，我之所以愿意为这本杂志肝脑涂地，英国有一批特别出色的媒体倡导了很新的生活方式，工业文明在走了那么多年以后，工业文明现在显然在被置疑和衰亡，我们现在是信息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如果说我们能够发起，或者我们有一批比较优秀的人，大家在一起组成一个团队，我们来探讨面向一个新的时代的一个人，怎么样做一个新的人，按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做一个新的人，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开始的时候可能比较浅薄，比较幼稚，但是我们有很多时间，因为一个世纪刚刚开始，我年纪大了以后，有我下面的人接着，这个杂志跟着时代成长，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杂志创刊的时候正好是在世纪末的时候。

　　主持人：说到杂志的风格，我们还会想到另一本杂志《新周刊》，很多人认为《三联》的竞争对手是《新周刊》，您是不是也是这种看法？

　　朱伟：《新周刊》刚办的时候，跟我们是比较尖锐的竞争伙伴。我们做了那么多年，其实《新周刊》起步和三联生活周刊基本上是同步的，但是现在这两本刊物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一本在南方，一本在北方，当然还有其他刊物可以做类比。我觉得现在它好象不具备真正意义上比较尖锐的竞争，因为《新周刊》有它的特点，我们有我们的特点，可能慢慢的这个刊物做到一定的程度，都各自找到了自己的特点。《新周刊》可能越做越年轻，它原来是做专题特长，原来做专题做得很好，会做很多有意思的专题，它会用几十页的篇幅来做一个大的话题，《新周刊》在最近几年在方向上越来越进入年轻、时尚化。《三联生活周刊》还不太可能做到那么年轻。

　　也有读者评论说三联生活周刊老是有文化的酸文假醋，这可能跟我自身的喜好有一定的关系，其实生活周刊的记者可能做得比《新周刊》的记者做得累一些，我们经常要求记者做选题的时候穷尽，《新周刊》可能做比较宽的面，我们往一个选题的深度走得多一些。方向上，我们更强调对一个事件的思维性或者思辨性，相对来讲，希望提出一些更深入的话题。《新周刊》更多的在一个比较大的面上提出话题，造成影响力。

　　网友：您作为一位资深的媒体人，你必须要坚持的几条新闻原则是什么？

　　朱伟：我们需要坚持新闻原则的话，第一条是“为读者负责”，《三联生活周刊》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对我们的记者一直强调“我们要面对我们的读者”，而不是面对所有的大众，因为任何一本杂志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读者。《三联生活周刊》的读者相对来说是在城市里或者说白领阶层也好，或者叫做新的中产阶级也好，或者叫做中产阶级中间的文化分子也好，或者说中产阶级的小资分子也好，或者说中产阶级中间有思想的一批人也好，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这么一批人。我们告诉我们的记者要学会舍弃，就是说有一些领域我们不会关注。你们可能注意到《三联生活周刊》一般不会关注农村的问题，或者一些贫穷地区的问题，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底层的，我们会让记者关注向上的、正在城市里出现的新的问题，这是我们所坚持的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我们强调的是我们的独特性，这点是我们办刊以来一直强调的。作为一个记者进入三联生活周刊，如果我给他面试的话，我首先要问他你最近看到什么样的事件，这个事件你从媒体上看到什么，你自己看到了什么？我就会强调你看到的东西应该不是别的媒体都看到的东西，这也是生活周刊这些年来坚持的，就是我们希望一个事件别的媒体报道以后，《三联生活周刊》能够提出不同的看法，或者说能够提出不同的角度，相对来讲提出让人家感觉到有点独特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得到了一些媒体很关注我们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比如说原来《东方时空》是我们很好的合作伙伴，《东方时空》许多栏目的负责人都是我们的读者。原来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当初我们是半月刊，因为生活周刊最早的操作周期是两个月，很晚，就是我们不可能抢新闻，他们就会说一个事件在别的媒体报道过以后，他们还想看看《三联生活周刊》说点什么，可能跟别的媒体说的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吸引读者的地方。

　　第三个我们要坚持的东西是记者对于一个报道，做到丰富性。关于真实的问题，不在我们强调的范围内，因为作为一个新闻报道，它首先的基础就是真实性。我作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我始终比较多的强调我刚才说的那三点。

　　网友：我从小就是看着《读者》长大的，但是现在我改看三联了，您怎么看待《读者》这本杂志的走势？

　　朱伟：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读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到现在它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读者》在它的黄金时代发行量达到800万册，这是多大的空间呢？而且《读者》在八十年代刚开始办的时候，在八十年代应该说文化生活还不是很丰富的时候，它的出现，解决了文化消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读者》对于一批文化青年来说作用非常大，在文化不是特别丰富的时代里，它给大家文化消费，很多女孩子喜欢看《读者》，因为它里面讨论的话题比较温馨，这个温馨到现在来讲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跟《读者》相比，有差于《读者》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发行量远远不如读者，这是需要我们检讨的。如果一本杂志没有足够的读者量的话，不能说办得非常好，为什么它有那么多的读者？因为它面向的面比较宽，另外它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它给人以消闲，因为人在生活中已经感到很疲惫了，在疲惫的时候需要温馨。

　　我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我跟《读书》的几位女编辑有争议，当时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揭露出非常深刻的东西，不深刻的电影不好看，于是我就期盼很温情脉脉的电影，她们反驳我说大家已经感觉到社会是很残酷的，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能让大家看一些蒙蔽他们的东西呢？比如说好莱坞电影温情脉脉正是人们需要消费的东西。现在我们在一个很累的社会中，能够提供温馨的，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温馨，或者人和社会、人和自然整个都是温馨的状态，大家看了以后很温馨、愉悦，很好。我们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三联生活周刊》做得还很不够，现在也有一些读者离开了《读者》，就是因为希望抚摸、希望温馨的读者长大了，比如说一个小女孩年轻的时候需要轻柔、温馨的东西，但是她成长了以后，觉得这些东西轻了，那个时候她希望阅读相对深的杂物。我有朋友做《希望》，《希望》的读者成长了以后就离开《希望》，希望《希望》出一些深一点的东西。这就是轻和重怎么平衡的问题，最好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但是往往你要探索。《三联生活周刊》在做的过程中，如果说要让《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们说的话，他们可能对我一肚子意见，跟着我的记者从最早到现在一茬一茬的记者，他们都会说主编是一个善变的人，《三联生活周刊》在不断的变化，这也是办刊很重要的概念，作为一个主编，他如果不老的话，一定要跟着市场改变。你如果不改变的话，读者看你的东西会腻歪，但是你大的东西又不可能改变，我觉得作为一个做杂志的人，在平衡中，他可能有时候会往左点，有时候会往右一点，但是他的主要目的是平衡，但是作为记者可能不理解，觉得你一会儿提出这个问题，一会儿提出那个问题，问题之间是有差异的。

　　我回答你的问题，我希望杂交，比如说《读者》优秀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拿到《三联生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不好的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拿掉。这个杂交需要探索。

　　网友：现在文学流行的时间不是太长，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朱伟：我离开文学有十多年了，但是现在我还会接触很多作家，因为许多作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文学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我跟文学界也谈到这个问题，文学其实从八十年代以后，文学潮流大的变化没有，因为我们当初1989年，或者说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离开《人民文学》，第一流写小说的人现在还基本上是这些人，新的作家好象没有构成文学潮流。网友说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的文学作家，其实还是二十世纪的坐标，这是什么坐标呢？十九世纪是以贵族文学为主流，到了二十世纪，比如说“卡夫卡”这样的小说出现的时候，提倡个人性，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作家是可以把自己幽闭起来的，可以等他死的时候再被人承认。现在任何的东西，可能很快的被更替，现在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以信息传播作为前提，信息传播的方式那么发达，如果说一个人的艺术创作如果不能够进入信息传播的话，他的艺术方式就不可能被人家认可。进入信息传播，肯定按照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的，信息传播的速度决定了作品，不可能一个作品有那么长的生命。

　　另外，人们对作品的看法，就是审美趣味，我们往往用古典的审美趣味来衡量现在的作品，其实现在的作品和古典的作品差异是非常大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衡量网络时代的文学，如果说我们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会觉得很浅保包括我们现在在网上聊天，我们听到文学界的人说《三联生活周刊》经济批判，《三联生活周刊》推出的生活圆桌对好的优秀文学是一种颠覆，因为它把文学表达方式庸俗化了。但是反过来说是倡导一种新的东西，比如说文学表达方式过去是小说、诗歌、散文，但是我在离开文学圈以前已经觉得很狭窄了。作为文学的概念，它不仅仅是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它的类似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现在不能用过去传统的审美趣味来要求现在的作品。现在的作家，不可能用很长的时间写一部书。

　　主持人：作家是天赋的问题。

　　朱伟：一个好的作家的天赋就是他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力到底如何，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快餐文化的发达，一个作家关在屋里写作的时候又会想到养家糊口，会想到经济问题。

　　主持人：那实际上文学还是浮躁了。

　　朱伟：如果用过去的要求来看的话，肯定是浮躁了，但是你不能用旧的要求来要求新的时代。比如说我们看沈宏飞的文章，很多网友说他的文章越写越水了，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沈宏飞现在是专栏作家，他需要靠写专栏文章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使他自己过上好日子，他一天必须完成一篇专栏文章，他每天都在生产。这个问题我自己也遇到，比如说我在做《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写文章，我原来做《作家研究》，写一万字的文章可能写三个月，我的文章写出来会非常严谨，现在《三联生活周刊》缺文章的话，我会去写，我几天时间必须写出来，几天时间和三个月肯定不能量比，但是质量看用什么方式来衡量，大家应该站在新的时代角度看艺术问题和文化问题。

　　主持人：如果我需要艺术性的文学，到哪里寻找呢？如果象您所说的我们的节奏快了，都是快餐文化了。

　　朱伟：这个社会也是越来越丰富，所以应该说也会有一些人会干预，或者说在一些人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后，比如说普鲁斯特。中国的作家，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基本上是跟这个社会同步的，在八十年代他们有一些钱，通过稿费挣了一些钱，但是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九十年代的时候很多作家都在原始积累，要付出代价，这段文学可能会出现箫条的情况。另外，我们文学刊物的现状，据我对文学刊物的了解，我们文学刊物现在编辑的观念是完全陈旧的，他们的思维方式还冷冻在八十年代，他怎么来发现新的艺术作品呢？他现在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是按八十年代确定的标准评判现在的作品，他不可能发现新人、新的作者。我说好的编辑和坏的编辑的差别，好的编辑的话，他始终会发现新的东西，但是作为一个平庸的编辑始终跟在别人后面。现在大部分的刊物存在生存危机，比如说《人民文学》杂志，我在那儿做的时候，发行量达到140多万，现在的发行量已经锐减到几万册，而且基本上都在图书馆里。地方性的文学刊物，象一个城市里、省里的文学刊物大部分都是赠送，这样的文学刊物看不到好作品。

　　主持人：文学是非常奢侈的东西。

　　网友：我是非常钟爱《三联》的读者，我送您一句话，“朱总，力争把原来《读者》、《女友》等等都抢过来”。

　　朱伟：每本刊物都有自己的特色，别人的特色不一定适合《三联生活周刊》。

　　网友：现在信息复制的情况很严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伟：高科技的发展和信息时代泛滥的前提，肯定会构成复制时代的来临，复制时代就等于是大量信息的繁衍。这也是特别大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好的媒体成长，当成长了以后，当它的广告量做到一定的份上以后，广告就越来越多的侵蚀它了，它的编辑、它的记者就慢慢的不精心于做品牌了，这个品牌的成本相对来说降低，降低了以后就变成了媒体之间互相的抄袭。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自己本身很矛盾，我在北京生活，我看到北京的报纸，有的报纸投入了很多的成本，在做自己独家的报道，但是它的成本投入很辛苦，最后的回报很少。但是有的报纸没有做投入，做的就是人家的信息简单的繁衍，相对来讲它反而发展得很快，读者面很宽，因为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不需要深入的报道，这是特别残酷的问题。因为你媒体的成本，这个事件人家都报道了，你去报道，你有独家性，新闻要想做到独家的话，越来越困难，我们现在的信息那么发达，有电视、有广播，尤其有新浪网，任何事件的发生，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早上一醒过来，点击新浪就可以看到。对于老百姓来说，了解事情的大概就可以了，不需要深入的了解，老百姓的的消费，使得复制的媒体越来越多了。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也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做得很辛苦，记者到现场做，比如说我们做河北李真的事件，我们在河北的销售应该是特别好的，但是等到我们杂志到了河北的话，河北当地的媒体已经转载了，老百姓花五毛钱买一张报纸就可以看到，为什么花五块钱买你的杂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讲，不需要了解深的，转载个大概就可以了，对于精品媒体，自己来投入，自己来做报道，做得很扎实的媒体，这确实是很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从时代发展来看的话，你应该适应这个时代，《三联生活周刊》也有这样的报道，比如说现在不光是对中国媒体的冲击，比如说我们法国记者发回来的报道，在法国出现了地铁报，是不要钱的，是完全赠送的，地铁报的信息非常丰富，选的都是大报的信息，它也不是原封不动，都是摘编的，它大量的发，对传统媒体的生存就形成危机。

　　你要做好的话，就要加大投入，读者的回报并没有那么多，没办法加大投入，如果说大家都来复制的话，就不用办纸制媒体了，有新浪网就行了。

　　主持人：《三联》会走这条路吗？

　　朱伟：《三联》在媒体操作中算是良性的，因为我们现在广告和发行都很稳定，相对来说，我们每年等等是保证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增长，用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就能做到百分之二三十的投入。我们确定了一个东西，我们的利润增长保持在百分之二三十，我们的投入也要保证。如果说一个媒体不能够做到自己能够养活自己，自己挣钱，再来投入，再来使媒体增长的话，这个媒体的品质是没有意义的。

　　比如说《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出去当主编，我都跟他们谈。我说如果你办一个有品质的杂志其实是很容易的，如果我们自己有品质的话，我们是能够办好有品质的杂志，但是有品质的杂志它不能够被市场认可，不能够形成商业模式，做到你通过你挣回来的钱发展你自己，你不断的发展，使得你发展越来越大的话，实际上你就是小众，小众的话就没有必要做杂志，现在网络信息那么发达，你自己建一个个人网页，或者通过电脑打印一份东西传播都可以。但是如果做一个商业媒体的话，应该自己成长，自己不断的长大，如果自己不能长大的话，你再有品质的话，自己在家里怎么品质都行。

　　网友：您认为《三联》最好的栏目有几个？最好的主笔是谁？

　　朱伟：应该说我们最好的概念是读者最认可的概念，读者最认可的第一位是“生活圆桌”，当初这个栏目创起来以后，我个人认为，因为我是做文学出身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文学形式，因为我们过去写的散文，酸文假醋的多，卖弄文化、学术的多。“生活圆桌”是想讨论生活问题，更能贴近读者层，大家都来谈谈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它慢慢的形成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后来人家说三联生活周刊有小资情调，实际上主要是指“生活圆桌”，这个栏目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受欢迎的，它的读者面比较宽。

　　第二个栏目是“声音”，“声音”这个栏目是现在一周里各个媒体中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做了“声音”以后，我们做了两个栏目，一个是“声音”，一个是“环境要刊缩览”，我敢说没有一本杂志能够超过我们做“声音”，我们的“声音”做得很好玩，有味道。现在“声音”和“生活圆桌”是最受欢迎的。

　　再接下来是“封面故事”，我们每次的“封面故事”都集中力量来讨论一个问题，读者对这个反映也比较好。几大主笔，因为《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笔，其实现在在位的主笔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批的主笔了，因为主笔也在不断的换。《三联》所有的主笔和记者都很优秀，我们《三联生活周刊》是这样，进入到主笔这个层面，他一定要区别于别人的叙述方式才可能成为主笔。作为一个记者进来三联生活周刊有几个过程，首先他进来有个洗脑的过程，他能够适应《三联生活周刊》的环境，他从别的媒体来，能够按照《三联生活周刊》的环境操作，紧接着按照《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的方式操作，我们还要培养他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我们目前的主笔各有自己的特长，每个人相对来说，比如说我们的李鸿谷主要是做社会报道，可能比较擅长于做社会事件，在社会事件的丰富性上做得比较好；邹建宇，相对来说是比较熟悉IT媒体，原来是做IT记者出身的；我们的文化主笔舒可文是文化人，我作为主编让我分出哪一个更好一点，容易引起矛盾，作为我来说，我手下的人我都很喜欢。

　　网友：我是广州的一个文学硕士，《三联》办得很棒，你们需要文学硕士加入你们的班底吗？《三联》招聘人才的标准是什么？

　　朱伟：文学硕士我很怕，象我们的副主编苗伟、邹建宇等他们都是北师大中文系出身的，他们当初到《三联生活周刊》的时候，我跟他们说首先要洗掉你们的文学气息，因为文学气息对我们刊物可能有害，因为做文学的人比较多的会虚构，报道最根本的是希望真实，文学往往是需要想象力，但是对于一个记者，最基本的素质是怎么去面对真实、挖掘真实。作为一个记者，首先要把文学洗掉，当然文学硕士不排除，我自己喜欢文学，如果有很好的文学素养的话，具备当《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进了不少新的记者，我们进的人中，比如说我们有个部门是做国际部的，新进的四个人中有三个人都是北大的硕士和博士，我们希望博士和硕士加入以后，能够整体上提高《三联生活周刊》的文化素质。因为《三联生活周刊》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集体。

　　回到刚才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选择人的标准有几个，第一个标准是年龄，如果年龄是30岁以上，我们就不选择了，因为30岁以上也有特殊的，但是相对来说我们还是希望思想活跃一些、敏捷一些，越是年轻可能更会敏捷一些。第二，我们会选英语基础，现在做媒体，如果没有英语基础，现在信息时代要看很多国外的咨询，你做报道的时候，本身就要查国外的咨询。第三，就是思维能力，就是我说的他的独特思维能力，他能不能看到别的媒体报道之外新的问题、新的角度。

　　很多人到《三联生活周刊》之后工作有很大的压力，《三联生活周刊》我个人的方式对于记者可能也是比较严厉的方式，就是说我会逼迫着你不断的往前走，如果你不能往前走可能你就被淘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选择记者年龄很重要，到了35岁，他应该是主笔了，如果他不前进的话，可能就被淘汰了，他前进了以后，也可能就成长了，成长了以后就变成主笔，或者说我们输送到外面当主编了。

　　主持人：记者、编辑薪酬的收入怎么样？

　　朱伟：我们在媒体中，应该说是达到可以的标准，也不算是真正特别高，也不算是特别低。我们的记者，按照他的工作量完成的话，一个普通的记者收入在5000块以上。

　　主持人：在您眼里，您认为媒体的魅力是什么？促使你在这个行业呆了这么多年？

　　朱伟：媒体的魅力首先第一是更新特别快，随着读者的需求它能够不断的更新，我们现在比较过瘾的是我们做周刊，一周更新一次，原来我们做月刊一个月才更新一次。另外它对读者的影响力，我自己为什么会放弃原来做文学、写小说，很多人觉得可惜，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因为当一个非常好的一流的作家，他也能够有比较大的读者面，但是我觉得一本杂志，比如说我们《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经我的手现在已经编辑出版了200多期，你想想200多期累计的读者有多少？这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情。你走到哪里，象我出差走到哪里看到别人看三联生活周刊，我自己觉得真是很欣慰，因为有那么多人能够认可你的工作，它传播的面比较宽，作为一个好的媒体，传播的面越宽，你的成就感越大。

　　主持人：您刚才提了几次互联网的传播能力，您怎么看待网络媒体？

　　朱伟：网络媒体将来发展的前景，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上的一角，网络现在作为一种媒体的传播方式，虽然说从互联网到现在也有一些年头了。实际上这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象纸媒体从开始有到越来越商业化走了多少年，再加上网络媒体的传播速度，象新浪网这样的传播速度，我经常跟陈彤(新浪全球副总裁、总编室总召集人--新浪注)说你们非常伟大。纸质媒体达不到网络媒体的量，当然你们是不可能真正靠你们自己的力量去深入做某一个报道，但是你们会做信息的集纳，你们信息的集纳实际上是在改变消费态度。

　　我们这个时代是信息传播的时代，我已经意识到了这个时代，人们所有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变，而所有的生活观、生活观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都在改变，而改变最重要的介质就是网络。你说100年里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真是无法意料，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它会真正完全改变我们的消费态度，刚才说复制时代，纸质媒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这就是网络时代来临以后，对纸质媒体特别大的挑战，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概念要求传播，因为传播的方式完全改变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儿聊天，过去要有很多条件，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的条件可以直播，现在对于网络来讲太容易了，互动的方式现在通过数码传播，现在才几年时间，将来传播方式越来越简便，而且越来越随意化。当每个人都有数码传播手段的话，网络的概念又完全改变了。所以，我觉得网络媒体将来的成长不可预测，纸质媒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也不好预测。纸质媒体也应该适应网络时代，如果它不能适应网络时代的话，纸质媒体可能会死亡。最近《三联生活周刊》一直在讨论很尖锐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有更多的读者、有更大的影响力，这里马上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传播手段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三联生活周刊》过去老是满足于我们的文章做得挺好，人家告诉我，比如说我的好朋友白岩松跟我说，我有一次到外地出差，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从第一页看到最后，我发现每一篇文章都写得很好，但是我平时根本没有时间看。如果说大多数的读者都没有时间看的话，是我们做的方式有问题，那我们怎么适应读者的要求？比如说我到联想去的时候，听联想的经理、总裁，跟他们聊天，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读《三联生活周刊》，他说我在睡觉之前读《三联生活周刊》，临睡前翻一翻，觉得里面有些东西有意思，那我们《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适合人们在睡觉前阅读，或者说让人家觉得每篇文章都很好看，再来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我们现在提出来的口号是“加大成本、更实用、更好看、更丰富”。因为我们是为读者服务的，如果我们自己满足于自己做很棒的刊物，那是很愚蠢的事情，比如说读者上厕所的时候、睡觉之前希望消费《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的刊物才能办得好。

　　网友：您认为常青藤类的媒体必须具备的特征是什么？

　　朱伟：它应该是能够了解读者，不断的为读者提供精神食量，这是最根本的。首先你是一个媒体人，无论你是主编也好，你是记者也好，都是为读者服务的。换一个角度说，你生产的是文化产品，是要让人家消费的，人家买你的产品，要货真价实，如果你不了解读者的需求是什么，根本不可能做成一个媒体，根本不可能成为常青藤，常青藤是要根据读者的口味增加油盐酱醋，使得读者满意，他会告诉第二个人，第二个人会告诉第三个人，这样的话读者群越来越多，读者群越来越多的来支持这个杂志的话，这个杂志才会不断的成长，才会增加成本，增加编辑的费用，增加稿费、增加差旅费，这样的话，做得才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困境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和读者的关系，媒体人觉得自己是聪明的，觉得读者是需要自己引导的，大多数媒体人都会这么想，我也是这么想，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高素质的人，我告诉读者这个事情这样看的话，你会很深入，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可能不对，可能读者比你清楚，比你聪明，你需要更多的了解需要吃什么，你了解到读者的需求是什么，为读者生产，作为一个媒体，你尊重读者、爱护读者、为他服务，你的回报就会丰厚，回报就会构成常青藤。